陆海联动 拥抱世界：天津城市的开放基因

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有天子渡口之称的天津，不仅是一座九河下梢、海陆交汇的河海之城，也是一座五方杂处、多元包容的人文之城，更是一座拥抱世界、海纳百川的开放之城，这是天津城市的肇兴之本、文化之源与发展之力。从封建卫所到通商口岸，再到现代都市，天津的历史演变如同一部生动的教科书，记录着中国社会的变迁与进步，也见证着一座滨海城市的开放与创新。

河海津渡：天津城市开放的自然基因

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天津城市的诞生源点根植于“河海交汇”的自然地理环境，这奠定了天津开放的地缘优势与先天基础。

天津地区因河而生、向海而兴，自古就为退海之地，曾是黄河古道，又是运河漕运重要的节点，更作为海河水系的汇聚地及入海口，形成了"依河傍海"的开放优势，故有"九河下梢天津卫"之称。战国时期，天津地区就已经成为连接中原与东北、华北的重要通道。自唐代始，依托“三会海口”的天然港口优势，该地成为北方军粮转运枢纽，形成华北最早的跨区域贸易路线。金元伊始，天津作为京畿重地，地位提升的同时，更成为河海漕运的链接点和转运地，素有“一日粮船到直沽，吴罂越布满街衢”的繁荣景象。明代因“当南北往来之冲，南运数万之漕悉道经于此”，开始设卫筑城，“轮蹄辐辏，舳舻扬帆，往来交错，尽昼夜而无止”，形成独一无二的“有城墙的无城垣城市”的开放格局。清代以降，天津已然通过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北运河和蓟运河等航道，建立起四方通达的商贸网络，联结了华北腹地的广袤市场，“通舟楫之利，聚天下之粟，致天下之货”。不仅如此，随着清代海禁的取消，天津又成为沿海贸易的重要港口，自大沽口出海，可驶抵南北沿海各省，远达太平洋和印度洋，沟通了天津与世界的联系，成为华北地区最早的开放型城市样本。

近代以降，随着新式交通网络与对外贸易的构建与兴起，天津的核心区位竞争力更加明显。一方面，华北铁路网的建成，改变了传统的商品运输方式，缩短了彼此之间的距离，促进了多方位的联系，极大地促进了天津的辐射能力和吸引能力向更广远的区域延伸，进一步扩大了天津的腹地范围；另一方面，远洋海运的发展又把天津商品市场与世界市场联系起来，使天津成为世界市场体系中的区域性商品转运中心，从而成就了天津联结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空间契合点。这种天然的水陆环境与地理区位，奠定了多元包容孕育生长的生态环境与地理优势。

五方杂处：天津城市开放的人文基因

天津城市的发育成长得益于“五方杂处”的移民人口结构，厚植了天津开放的多元包容与人文基础。

天津自古以来“本卫土著之民凋零殆尽，其比闾而居者，率多流寓之人”“天津近东海，永乐初始辟而居之，杂以闽、广、吴、楚、齐、梁之民，风俗不甚纯一”。天津传统时期经历了两次大的移民过程，明代军事目的的强制性移民与清代经济目的的自发性移民，从天津城市人口的聚集过程，可以发现天津人口的主要来源涉及华北的直隶、山西、山东和南方的安徽、江浙、福建、广东等以及开埠后的外国侨民。

明代天津设卫筑城后，从全国征调官、军二籍充实城卫，至少来自全国17个省份的160个州县的官兵及家属形成了天津最初城居人口，以至于出现“兵民杂居久，一半解吴歌”的现象。明清时期的天津漕运繁盛，商贩客户、漕运官吏、漕兵船工给天津带来了南北人流物流的交融，尤其是随着天津升卫为府，经济和政治地位进一步提高，“舟楫之所式临，商贾之所萃集，五方人民之所杂处”“商贾宦幕初或侨居于此，数世之后，子孙孳息，而户口始密如”。

《天津条约》签订后，天津成为中国北方首个通商口岸，被迫向西方列强开放。甲午战争后，各帝国主义国家竞相在天津增设租界、开办企业，海外淘金者蜂拥而来。在全国各城市中租界国别最多，是天津区别于其他城市的一大特点，“咸同初，泰西诸国逾洋海通商互市，工作运输，异乡来者渐移。”同时期的河北、山东农民也纷纷涌入天津成为产业工人。

作为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五方杂处给予了天津城市包容的胸怀，无论是拱卫京畿“海门要塞”的士兵、河海航船上南来北往的商客、避险求生而来的流民还是达官贵人、军阀政客与外国侨民，都在天津一域和平共处，而随之而来的各地域社会文化、风俗习惯在此碰撞交流，形成了南北饮食的混血基因、古今曲艺的推陈出新与中西建筑美学的跨界对话，这种以人为载体的开放生态，使天津成为中国城市文明多元共生的典范样本，塑造了天津“城以人兴、人因城融”的独特发展路径。

勇于创新：天津城市开放的精神基因

开放是创新之源，创新是开放之魂。天津开放的升华离不开自古以来所涵养的城市创新精神。

天津的创新精神植根于滨海的地理区位，正如梁启超所言，“彼航海者，其所求固在利也。然求之之始，却不可不先置利害于度外，以性命财产为孤注，冒万险而一掷也。故久于海上者，能使其精神日以勇猛，日以高尚。此古来濒海之民，所以比于陆居者活气较胜，进取较锐”。近代天津不仅是中国北方开放的前沿和“洋务运动”的基地，在城市建设、制度管理、军事教育、交通电讯等各个领域都做到了革故鼎新、引领风气之先，同时，也是我国近代北方工业摇篮和肇兴之地，有着近代百项中国之最。与之相辉映的是近代津商“赶大营”的历程，从1875年到20世纪40年代，天津的“大营客”成功地开辟了从渤海之滨到天山南北的商贸大通道，使尘封已久的“丝绸之路”东段重新恢复了活力，对新疆开发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形成了“三千货郎满天山”的壮丽景象，极大地促进了两地经济商贸发展和文化交融，成为开发祖国西北边疆的先驱性行动的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新中国成立后，天津从轻工化工领域“上青天”的一枝独秀，到金融生物行业独领风骚，再到在盐碱荒滩上创造出“绿色奇迹”，陆续创立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港、保税区、天津自贸区，积极探索新业态新领域，发展成为了中国特殊经济区域形态最齐全的城市之一。

天津同时也是具备多种优势产业的集聚之城。天津拥有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汇聚了航空航天、装备制造、石油化工、汽车工业、智能科技、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优势产业，从空客A320交付到特种飞行器研发生产，构建起航空全产业链条，“天河”超级计算机、国家合成生物技术创新中心、国家级基础软件创新中心等一大批国家级创新平台也已经落户天津。天津通过科技创新、产业焕新与城市更新，提升含“新”量、含“科”量，以新质生产力为开放注入新动能，正以新领军城市姿态，昂首拥抱全球一体化。

天津的开放基因始于河海交汇的地理禀赋，藏于五方杂处的文化碰撞，升华于城市精神的创新实践，从古至今、从南到北、从中到外、从陆到海，构建起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开放新范式，成为中国从内陆文明走向海洋文明的缩影。

（作者：任吉东，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所长、研究员，津派文化研究中心特聘专家；熊亚平，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均系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社科院基地研究员）